而是将《白虎通义》也刊印成书。
学术之论，天文地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都应该存在而非毁灭，承认《白虎通义》的客观存在也是唯物主义论的基本思想。
而在《平乐通义》中，刘备对皇权赋予了新的定义：
皇权非“天命所授、神意所归”，而是“天下黎庶耕桑之需、社稷安固之要，聚民力而成之公权，其存废、兴衰，皆系于“民力、物资、功过”，而非“天意、神启”。
并以社会现象来论证皇权之起为“民力合聚，以济百事。”，如耕织需水利、防寇需戍边、灾年需调粮。
若民各为私、力不相合，则田畴荒芜、寇贼横行，生计无依，故而天下列国，必推贤能者总揽诸事：征民力以修渠筑路，聚粮草以济饥馑，整甲兵以卫疆土。
《平乐通义》认为此权非自天来，实因“耕桑之业、生民之需”而生，若无农耕之重、水利之要，便无统摄之权；若无戍边之急、救灾之迫，便无集权之理。
正如郡县长官因“治一县之民、理一县之务”而设，皇权不过是“统天下之民、理天下之务”的总领，皆因“事之必需”，非因“命之特殊”。
《平乐通义》又提出“皇权之正，功过验于民事，而非血统”的论点。
认为“君权天授”，实乃大谬，皇权之“正”，在“能安民生、能成大事”：
能轻徭薄赋，使黎庶“耕有其田、织有其帛”，仓廪实而衣食足；能兴修水利、整饬漕运，使“水旱无虞、粮草流通”；能抚境安民、抵御外侮，使“邻里相安、四境无扰”。
反之。
若横征暴敛，使民失其田、饿其腹；或废弛水利、漠视灾荒，使民流离失所；或穷兵黩武、耗竭民力，则“失其民本”，皇权便无正当可言。
黎庶逐之、天下易主，非“天命转移”，实乃“民力耗尽、事务不举”，皇权自然更替。
《平乐通义》更提出“皇权本质为统摄万务，而非私享之器”。
皇帝非“天子”，而是“天下之总吏”，上承“民力合聚”之需，下担“百事统筹”之责，其权不可私用。
田亩之制，需顺耕织之宜；赋役之征，需量民力之实；法度之立，需护生民之安。
正如丞相、郡守各有职守，君之职守，在“使天下民力不散、物资不匮、事务不废”。
若皇帝恃权自纵，夺民田宅、荒弃水利、苛待黎庶，则是“失其职守”，与贪官污吏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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