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了带帽子，就如同灌了一下子开水的暧水瓶，忘记了扣盖子一样儿。
这会儿，打开车门，取出来后座位上的那顶雏鹅绒般娇嫩色的、看着像是用棒针织成的卷沿帽，虽然扎眼，但这颜色至少是比绿色的强多了，在我看来。有时，真想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弄个绿帽子压在自己头顶上，难道就是为了在人群之中乍眼？
正当我关好车门，转身回去的时候，看见余年年跟梅老板一前一后的从一辆崭新的进口黑色越野吉普车上下来。可能是在车里坐得时间很长，衣服跟裤子背后全都是压得很重的一道道褶子，这时，余年年站在小广场上叉着腰，腥红的手指甲在阳光下闪着光。她的腰不好，犯起病来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就跟香菇姐摔坏了腰时的状态差不了多少。不一会儿，几个小保安立刻围上前去，七言八语地打听着什么。
我转身急忙走了回去，刚刚看着羊驼已经发了一小会儿的呆，兰老板凡事喜欢掐算时间。
店里边很安静，兰老板坐在桌子前边继续缕着她每天都装在包里的一个账本，她很节省，用她儿子以前的大笔记本子记的流水帐。我把手里小心拿着的那顶黄色的帽子轻轻地挂在她挂衣服的架子上，看她抬起头来盯了我一眼，我就顺势用手指了指帽子，然后，把车钥匙放在她的桌子上，又用手指了指窗外的小广场上的那一伙围着新车品头论足的小保安。
她走到窗前，双手叉腰地看了一会儿后，又回到桌前。拧开一瓶冰绿茶饮料，咕咚、咕咚仰脖子喝了几口后，接茬头不抬、眼不睁地弄着她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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