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握住玛格达的手。那只手很凉，骨节突出，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她握了很久，直到玛格达的手慢慢暖起来。
林晚走出病房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没有人了。护士站的小护士们在交接班，声音压得很低。有人在小声笑，有人在小声争执。她靠着墙，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红色的章，黑色的字，一行一行的，像在列她的罪状，又像在宣判她的胜利。她想起那些病人，那些写信的人，那些打电话的人，那些去布鲁塞尔的人。他们替她等了，替她催了，替她铺了路。她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她知道，他们活着。活着就够了。
贝格教授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皮鞋踩在地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手里拿着两杯咖啡，纸杯，白色的，杯盖上有两个小孔，冒着热气。他递给她一杯，自己喝另一杯。“林女士，药批了，您可以回去了。公司需要您，那些病人需要您，那些花也需要您。这里的事，我来处理。您放心，不会出问题。病人会继续入组，数据会继续收集，报告会按时提交，批文会按时续期。您不在，天不会塌。”
林晚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苦的，烫的，从舌尖一路烫到胃里。她想起南城的月季园，想起那些在风里摇的花，想起陈秀英手里那盏马灯。大白天也提着，说是习惯了。她想起念恩，想起她说“外婆的花，开了吗”。开了，都开了。
“贝格教授，谢谢您。没有您，这批文拿不到。您是铺路的人，程薇也是。你们铺的路，有人走了。那些病人走在上面，他们的病好了，他们的命保住了。你们看不到，但你们的脚印留在上面，他们踩到了，他们会记住。”
贝格教授摆手，咖啡洒了一点，滴在他的袖口上，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擦。“我不是铺路的人。我是修路的人。路是您铺的，程薇铺的，那些病人铺的。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帮您看着路，不让它塌。路不塌，病人就不会摔。病人不摔，您的花就不会谢。”
林晚没有接话。她知道他说的是客气话，但客气话有时也是真话。“林女士，您什么时候走？”她想了想。“明天。早上的飞机。中午到。该做的事都做了，该见的人都见了，该说的话都说了。剩下的，交给时间。时间会证明一切。”
下午，林晚去看了安娜。安娜住在慕尼黑郊区的一栋小房子里，门口种着一棵苹果树，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压得枝条弯下了腰，有些果子掉在地上，烂了，散发出甜腻的酒香味。她女儿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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