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又凭什么成为陪都呢，那是因为光武帝刘秀生于南阳，所以南阳是“帝乡”。
说起两汉都城，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中“两京制”的代表，进一步说是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
所谓的“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的主体。
其制度实始于先秦三代时的周朝，周前期都城设镐京，后选址夏人的根据地——伊水、洛水一带，建陪都洛邑。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正式设洛阳为都城，改为“成周”城。
在“楚汉相争”中，汉王刘邦打败了项羽，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初都洛阳。
但不久，刘邦就改变了想法，将洛阳定为陪都，而设长安都首都。
原来当年五月，称帝后的刘邦在都城洛阳的南宫，设宴款待跟他征战东西的文臣武将。
期间建信侯刘敬建言，都城的首选应该是长安。
刘邦当时半信半疑，此即里所说的“上疑之”。
因为刘邦的属下大多数都是今苏北一带人，便建议立都洛阳，认为“其固足可恃也”，实际还有洛阳离苏北老家近的心照不宣想法。
深为刘邦青睐，有“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第一谋巨张良，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
张良认为，都城应建在关中平原上的长安，理由就八个字“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刘邦认为张良说的很有道理，正合心意，遂接受了张良的建议，不久正式定都长安，开基肇始。
即使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短命的“新朝”，也未能更改长安的首都地位。
仅将名字上作了变化，易“长安”为“常安”，称为“西都”，同时仍设洛阳为陪都，称为“东都”。
王莽在始建国四年的诏书中，是这样为首都和陪都作定义的：“京畿连体，各有采用”。
然而风水轮流转，千年陪都洛阳，在建武元年迎来了好运，转正为东汉的首都。
这一年冬十月，刘秀与王莽的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在鄗登基称帝，为表正统和刘氏重兴，仍以“汉”为其国号。
刘秀定都洛阳，封为“东都”，同时设长安为陪都，称为“西京”。
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却反其道而行之，设都首都于洛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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