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
于凤至从舷梯上走下来，手里拎着一只旧藤箱。箱子里除了几件换洗衣裳，只有那份离婚协议和那只铁轮子。来接她的是一位中年军官，自我介绍姓张，态度客气而疏离。他替她撑伞，她上了车，靠在车窗边看着外面的街道。台北的街道比奉天窄，比纽约湿，路边种着高大的椰子树，雨打在叶子上啪嗒啪嗒地响。
“夫人是第一次来台北？”
“第一次。”
“台北的夏天比奉天长，雨水也多。您在台北的住处已经安排好了，离这边不远。”
“谢谢。他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张少校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少帅身体还好。每天早上在院子里打拳，下午看书。就是膝盖不太好，天冷了疼。”
“赵四小姐呢？”
“赵四小姐一直陪着少帅。院子里种了些花，她每天浇水。家里的事都是她在管。”
于凤至没有再问。车窗外的椰子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她靠在座椅上，手指在藤箱的提手上轻轻摩挲。十五年没见了，他膝盖不好，她头发掉过又长出来。
车子在雨里拐了好几个弯，最后停在一处僻静的院落前面。围墙上爬满了爬山虎，院门口站着两个便衣警卫，验过她的证件后侧身让开。她拎着藤箱走进去，脚踩在青砖地上，雨已经小了，空气里有一股湿漉漉的青草味。
院子里有一棵老榕树，气根从枝丫上垂下来，像一大把灰白的胡子。树下摆着一张旧木桌，桌上放着一只算盘，骨珠磨得发亮。最右边那颗微微泛着暗金色的光——那是她当年在帅府账房拨了无数遍的那一颗。杨宇霆被枪决那天她拨过，在沅陵诀别前夜她拨过，在纽约化疗最难受的那个晚上她把那颗珠子拨了一夜。现在它就搁在旧木桌上，从纽约飞越了整个太平洋，停在她面前。
张学良从屋里走出来。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头发全白了，比十五年前瘦了不少，但腰杆还是直挺挺的，跟她离开沅陵那天一样。他走到廊檐下站住，看着她从院子那头走过来。
“你来了。”
“来了。”她在榕树下站住，把藤箱放在脚边，“头发长出来了。你的全白了。”
“白了好几年了。赵四说白得好看，我也不管它。”他指了指树下的旧木桌，“坐。院子里凉快。屋里闷，关了十几年了也闷够了。这棵榕树跟你沅陵那棵梧桐不一样——它一年到头都是绿的，叶子也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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