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期望分到的土地——那么，请问，”
台尔曼的声音陡然提高，：
“他们凭什么要支持我们？凭什么要把儿子送来当兵？凭什么要把辛苦种出的粮食交给我们？他们只会冷眼旁观，甚至会在敌人打过来时，为那些许诺保护他们‘财产’的反动分子打开大门！”
台尔曼回到座位，双手按在桌面上，做出了最终的论断：
“同志们，我再说得直白一点：如果我们不能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团结到我们的红旗之下，那么无论我们在前线打多少次战术上的胜仗，无论布达佩斯的工人们多么英勇，我们这个苏维埃政权，都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外面看起来或许坚固，但只要一次大的风浪，就可能彻底坍塌！”
库恩·贝拉抬起头，脸色有些泛红，他无法接受台尔曼对其路线的全盘否定：
“台尔曼同志！我理解你的担忧，但你的论断是否过于悲观了？
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是工人阶级！如果我们为了讨好农民而牺牲工人的利益，模糊了阶级界限，那还是社会主义吗？
集中力量保卫城市，巩固工人阶级的核心地位，这正是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
农村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粉碎干涉军之后，用城市的工业力量去改造和解决！”
库恩·贝拉的语气中带着革命者的激情和对纯粹阶级路线的坚持。
几位工人委员也附和道：
“是啊，不能本末倒置！”
“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是天然的，依靠他们太不可靠！”
面对质疑，台尔曼的神色没有丝毫动摇，他等反对的声音稍歇，继续说道：
“贝拉同志，你提到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但韦格纳同志教导我们，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
台尔曼引用了这句在德国革命者中广为流传的话。
“在当前的匈牙利，大地主、封建残余和外国干涉军是我们明确的敌人。城市工人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朋友和领导力量。
但是，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他们是被剥削者，他们渴望土地，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必须争取、可以团结的潜在盟友！如果我们因为担心他们的‘摇摆性’，就采取排斥或者忽视他们的政策，那等于是在把成千上万本可以站在我们这边的人，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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