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灰，拿到的工钱勉强够一家人不饿死，还随时可能被开除。
生了病？自己忍着。老了干不动了？自生自灭。”
贝克的眼神变得深远，仿佛又看到了当初资本掌权的德国社会。
“韦格纳主席来了之后，我们的生活就变了。”
贝克的语气坚定起来，
“革命后，一切都变了。
工厂归了工人委员会管理，八小时工作制写进了法律。
工会有了实权，像我这把年纪，还能进学校学新技术，成了‘六级工’，工资和待遇不比工程师差多少。你看这营地，”
贝克指了指周围，
“我们有医生定期检查，有学习小组提高文化，下了工可以看书、打球、听广播。
因为我们不是替哪个资本家老爷干活，我们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共和国，为世界上所有的劳动者建设未来。
干活当然要卖力，因为建得好，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都能用上，国家也就更加强大了。”
皮埃尔听得入神，手里的勺子都忘了动。
贝克描述的，像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他只从法共散发的、经常被警察没收的传单上模糊读到的世界。
“可是……我们这里的老板和工头都说，德国那样是剥夺了个人自由，是强迫劳动。”
他小声嘟囔着，复述着从资产阶级掌控的报纸上看到的话。
贝克笑了，他的笑声坦荡：
“自由？皮埃尔，你觉得每天为了一块面包不得不干十四小时，随时担心被解雇，看着自己的孩子因为没钱上不了学，这叫自由吗？
我们的自由，是免于饥饿和恐惧的自由，是参与决定自己工作条件的自由，是学习和发展自己能力的自由。
是的，我们有纪律，就像这支建设兵团，但纪律是为了更高效、更安全地完成共同的目标，不是为了压迫谁、奴役谁。
强迫劳动？你看看我们，我们的眼睛里有被迫的麻木吗？”
皮埃尔看向周围就餐的德国工人。他们大多神情平和，有些人边吃边讨论着图纸上的某个细节，有些人在交流刚才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偶尔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确实，看不到皮埃尔在法国工地上常见的那种疲惫、麻木或怨愤的眼神。
“法共的同志也在传这些道理，”
皮埃尔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丝兴奋和憧憬，
“他们说，我们要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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