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船票，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祖国。
荷兰，这个北海之滨的低地国家，有着独特的历史。
十七世纪，它是海上马车夫，商船遍布全球。十八世纪，它被法国占领，沦为附庸。十九世纪，它重新独立，成为一个中立的小国。
二十世纪初，它靠着殖民地的财富，维持着表面的繁荣。
但大萧条改变了一切。
殖民地产品的价格暴跌，贸易几乎停滞，银行倒闭，工厂关门。到一九三二年，荷兰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更糟的是，政府毫无办法。
历届内阁都是联合政府，天主教党、自由党、社会党（右翼）——互相扯皮，互相推诿。有人说要削减开支，有人说要增发货币，有人说要等等看。
等来等去，等到的只有更多的失业者。
社会党（左翼）在地下活动，力量还很弱。共产党也是地下组织，人数不多。工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
但游行和示威，改变不了什么。
直到阿尔伯特·费恩回来。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下午，阿姆斯特丹东区，一间破旧的仓库。
几十个人挤在这间仓库里，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他们围坐在几排简易的木凳上，等着一个人。
门开了。
费恩走了进来。
“同志们，我回来了。”
仓库里响起一阵掌声。
费恩等掌声平息，继续说：
“十四年前，我和特鲁尔斯特拉离开荷兰，去了德国。那时候我以为，革命失败了，一切都完了。”
“但德国让我看到，革命不是一次冲锋，是漫长的跋涉。我用了十四年，才走完这段路。”
“现在，我回来了。”
他走到人群中间。
“同志们，是时候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册子。
“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德国同志用十四年积累的经验。”
“同志们，荷兰很小。但小有小的好处。我们不需要几十万军队，不需要几百艘军舰。我们只需要——”
他伸出右手，握成拳头。
“——团结。”
仓库里，几十个人都站了起来。
“团结！”
那声音，穿透了破旧的屋顶，穿透了阿姆斯特丹灰蒙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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