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韦斯特曼继续翻地。
他的动作还是慢，还是笨。
太阳晒得韦斯特曼头晕，他手上那几个水泡破了又起，起了又破。
韦斯特曼咬着牙，一锹一锹地翻。每翻一锹，他就在心里骂一句。
骂这该死的政策，骂这该死的土地，骂这该死的铁锹，骂那些永远在笑的农民。
傍晚收工的时候，韦斯特曼已经站不直了。
腰像断了一样，两条腿像灌了铅。韦斯特曼拖着铁锹往回走，走得很慢，每一步都用尽力气。
费曼走在他旁边，扛着铁锹，步子稳稳的。
“第一天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
韦斯特曼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想：过几天就好了？过几天我就死了。
回到宿舍，韦斯特曼把铁锹靠在门边，走进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
那七本书还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一本都没动。
韦斯特曼看了一眼，连伸手去够书的力气都没有。他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接下来的日子，对韦斯特曼而言简直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酷刑。
每天天不亮就被叫起来，下地，翻地，施肥，浇水，拔草。
太阳晒，雨淋，风吹。
手磨出了茧子，脚磨出了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腿肿得像萝卜。
韦斯特曼咬着牙，一天一天地熬。他想念柏林的咖啡馆，想念那些朋友，想念自己的书房。
他一遍一遍地在心里骂，骂这该死的政策，骂那些坐办公室里拍脑袋的官僚，骂那个让他们下乡的韦格纳。
韦斯特曼觉得这是迫害。赤裸裸的迫害。
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靠脑子吃饭的人，凭什么要被赶到乡下，干这些粗活？
他的才华，他的思想，他的敏锐，难道是用来翻地的吗？
库尔特对他很好。
知道韦斯特曼吃不惯，让食堂给他单独做；知道他干不动，安排最轻的活给他；知道他手疼，给他找了一副最好的手套。
费曼也对他很好，教他使锹，教他施肥，教他认庄稼。
村里人经常给他送番茄，送黄瓜，送自家腌的鸡蛋。
但韦斯特曼不领情。他觉得这些都是假的。是表演。是为了让他闭嘴。是那个政策的一部分。
一个月，终于熬过去了。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库尔特在食堂给他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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