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眼神暗了一下。
“老伴没了。儿子在热那亚港当装卸工。我准备坐火车去看他。”
他顿了顿。
“你们是德国同志吧？”
“是的。我们去非洲。”
“非洲……打仗？”
“维和。帮助非洲的同志建设社会主义。”
老人点了点头，望着远处那些正在站台上活动筋骨的德国士兵。
“1926年，你们也来过意大利。那时候我还跟着工人纠察队，和你们一起冲进米兰市中心打黑衫党呢。”
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
“那时候，你们来帮我们。现在，你们去帮别人。好，好，好。”
他连说了三个“好”字，眼眶微微泛红。
卫生员来了，给老人清洗了伤口，贴了两块胶布。
连长走过来，问老人要不要送医院。
老人摇头，说不用，就这点伤。
“同志，你们什么时候走？”
“等调车信号，可能很快。”
老人从身边的布口袋里摸出几个橘子，塞到菲尔曼手里。
“带上。非洲那边，吃不到这个。”
橘子是温热的，因为在他口袋里捂了一路。
菲尔曼握着那几个橘子，想说谢谢，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同志，”老人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尘，
“你们是好人。不管去哪里，好人一定打胜仗。”
他朝连长敬了个不太标准的礼，然后转身，提着那个破布口袋，一瘸一拐地走向站台出口。
阳光照在他佝偻的背上，影子拉得很长。
菲尔曼攥着那几个橘子，沉默了很久。
他把橘子分给弗里茨一个，自己留了一个。
“到了非洲再吃。也许到了那边，就吃不到水果了。”
弗里茨接过橘子，在手里掂了掂，难得没有接话。
远处传来汽笛声。调车信号亮了。
“登车！”
连长喊了一声。
战士们纷纷回到车厢。军列缓缓启动，米兰城渐渐在身后远去。弗里茨靠着车窗，望着窗外飞逝的田野和村庄。
“菲尔曼，你说非洲那边有什么水果？”
“不知道。可能有香蕉吧。”
“香蕉吗？那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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