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件事得先理出头绪方才安心。
第一件事，处理降兵。
本月初七，身处方塆北部时家小冲、正与王光恩等部交涉的徐珲收到赵当世的来信，信中态度坚决，标明了王光恩等部投降的条件。条件之一，便是各部被允许留存的战兵数目。常国安最多，八百人；王家兄弟其次，五百人；王国宁再次，三百人。其余杨友贤、许可变、胡可受等零零散散一二百人乃至数十人不等。如此一来，近万人的降兵可留在旧营为战兵者总计不会超过二千人，十去其八。剩下的八千人当然不是直接遣散了事。考虑到后续屯田规模扩大亟需劳力以及空缺兵员补充问题，这八千需要经过层层筛选以定去向，实在不堪用的才会给予遣散费。
实话说，对于整编这事，常国安及王光恩等人并未强烈抵触。原因一是形格势禁，面对赵营的不断施压，仰人鼻息的诸营再三权衡后不得不退让。双方筹码并不对等，纵然张牙舞爪也于事无补。原因二则因事实摆在那里，不接受赵营的招降，就得承担战败流窜的后果。诸营无一不缺粮，早前只因连战连胜，有缴获为继，才滚雪球般越发壮大。一旦钱粮困顿，缩编对于流寇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没有赵营，诸营审时度势，也会暂时削减兵力。说到底，满足军中铁杆中坚才是刚需，有中坚力量在，待到丰年，兵力很快就能再度膨胀。无论常国安还是王光恩等部，剔除杂余，真正拿的出手的主力无一能超过千人——罗汝才以三千铁骑即能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寇，更何况他们。赵营并没有强迫诸营放弃老本主力，八千汰兵看似多，皮毛而已，远算不上伤筋动骨。获取官身对大多数流寇而言诱惑巨大，尤其在作战环境险恶的当下。有常国安作表率，只要赵营的封官许愿到位，阻力没有想象中的大。这件事，交给徐珲全权负责。
第二件事，安排枣阳县临时的领导班子。
因曹营入城，枣阳县的核心官吏系统几乎破坏无遗。这是掌握全县实权千载难逢的机会，赵当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明清衙门中职务，分官、僚、吏。官为正职，僚为副职，皆有正儿八经的朝廷品级，称“品官”。吏的地位则远在其二者之下，无品级、“不入流”，由官僚自己“辟召”，严格而言其实算是在衙门办事的百姓。即便吏员也有考评、升迁、罢黜制度，但涉及官僚机制、背景素质及工作性质等诸多方面，想转吏为官，难度相当大。譬如万历年费县吏员杨果受任费县知县，一时便“朝野哗然，舆论纷纷”，人皆以吏员不能担任“正印官”为由大肆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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