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逮捕前夕于家中自缢。贼乱紧迫，河南巡抚身为要职无法虚位太久，朝议本以湖广佥事兼督门下监军张克俭有德行补其职，但后续张克俭不幸死在襄阳城兵乱中的消息就传到了京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便就近取材，任命了高名衡接替李仙风。
李仙风在时，河南诸军已经很多不听控制，高名衡借机上位，不服者更多，愿意听从抚台军令的官军寥寥无几。高名衡自觉羸弱，上疏请求朝廷添兵助剿。朝廷经过商议，敕令保定总督杨文岳率麾下将领虎大威、张德昌等进豫。庞劲明快到登封时，杨文岳本人恰好刚到附近的偃师，各部官军沿道戒严，他们因此受到了波及绕了些山路，以至于迟到。
短短一个月时间，福藩被灭、襄藩危若累卵，作为统筹各省防务的督师，杨嗣昌难辞其咎。可崇祯帝心里清楚，若要治罪，杨嗣昌难逃重罪。但若真的治了罪，杨嗣昌的位置可比李仙风难处置得多，自己也势必大失颜面。
所以即便一直强烈反对杨嗣昌的刑部主事雷演祚激烈抨击认为杨嗣昌有“六可斩”的死罪，户科给事中左懋第也认为杨嗣昌“费兵耗饷”、“虚妄欺诈”、“使藩封死亡，社稷阽危”，并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河南道御史叶初春、掌左府事定国公徐允祯、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兵科给事中张缙彦等群臣弹劾如潮，“极言枢辅之恶”，要求追究杨嗣昌的罪责，但崇祯帝依然悬而不决，甚至把六部九卿及科道诸臣召进宫内，亲言“杨嗣昌系朕简用，用兵不效，朕自鉴裁。况尚有才可取”、“大家排斥，意欲沽名”等话，软硬兼施着护短。群臣见此，亦只能三缄其口。
崇祯帝维护杨嗣昌，将治他罪的事拖着，寄希望于杨嗣昌短期内再立功绩以塞群臣之口，反过来，对楚豫等地其他军镇，处置起来却毫不犹豫，大有让这些军镇为杨嗣昌挡箭背锅的意思。
左良玉就以“怠战不进，坐视襄阳陷落”的罪名被革职，戴罪立功。“被革职”看似处罚重大，但若后面加个“戴罪立功”，那性质完全不一样。通俗点而言，便是“杀贼以自赎”，相当于缓刑，只做敲打之用。不单左良玉，洪承畴、贺人龙等各地军镇文武官大多都受过这种责罚，不会真正伤筋动骨。而赵当世虽说及时光复了襄阳，但依然因“功过相较，过大于功”，同样受到了处罚，大体和左良玉差不多，都是些虚罪——崇祯帝心知肚明左良玉、赵当世等都是保杨嗣昌的替罪羊，不能负主要责任，是以有愧于心，并没有真正追究。
处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楚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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