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征收货币后，也并未能将南方的货币集中投入北方发给百姓，而是分散在天下投入，并且北方投入除了军饷外，其余投入并不算高。
如此长此以往下来，北方的货币储量自然是越来越少，钱荒也开始随之发生。
加上官员的贪腐问题得不到解决，百姓对于税收的不满和对法律权威的质疑现象开始增加。
这种情况下，如果合理整理吏治，适当政策倾向北方，那民意还可以挽救，不过这时大明已经进入了十七世纪。
随着欧洲三十年战争开始，德川幕府闭关锁国这两种世界政治变化的发生，世界涌入大明的白银开始急速减少，而贸易带来的铜钱流出却在继续。
不仅如此，东北的女真崛起，西北的天灾蔓延更是加重了原本就岌岌可危的财政问题。
这些各种问题，都是朱高煦需要预防的问题，因此他没有一味的遵循世界经济，而是将世界经济渐渐变为国内经济。
西南的银铜矿，吕宋和日本的金银矿，这些矿产是大明市场货币化的重要支柱。
只要它们能稳住几十年，并不断将金银铜矿运往本土，那随着市场货币储量渐渐充足，加上货币政策偏向北方，那大明就可以开始降低直接税，增加间接税。
大明的盐价无疑是历朝历代最低的，私盐情况也是最猖獗的。
相比较宋代几十上百文一斤的官盐，明代官盐价格不过十余文，可即便如此还有百姓觉得贵，这是因为私盐过于便宜了。
明初私盐还不算猖獗，不过据朱高煦了解，百姓也基本以食私盐较多，因为私盐比官盐便宜了五文。
别看只是五文钱，但如果算下来，大明七千万百姓每人少交五文钱，朝廷就减少三十五万贯收入，更别提每个人每年最低吃盐三斤了。
如果能断绝私盐，按照正常的官盐价格进行买卖，那大明光盐税便能稳定在三百万贯左右，并且还会随着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
像万历年间那种人口一亿五千万的局面，光盐税就能收到七百万贯，稍微抬高一点盐价，收税千万贯绝对没问题。
毕竟万历年间即便是陕西西安这种西北城池，一名普通力夫每日工价都能维持在二十文，一年花费在盐上的工钱不过三日工罢了，算上全家也不过半个月。
只要这笔上交的税收能落到民生上，那对整个天下无疑是有利的。
想到市场货币问题，朱高煦也对朱棣开口道：
“过去七年以来，朝廷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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