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育训练与军事以及国防的关系和青年与国防及民族的关系入手展开论述，大部分观点都是以战争为导向的，关于青年体育的观点，也是以军备为主。
程登科认为“我国体育是先天匮穷，后天又是急行发展”，所以他主张体育改革，要“体育军事化，结合军事政治童子军国精于一炉，变为强总民众，领导青年的军事体育”。
程登科毕竟是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他的思想也受到德国军事化体育的洗礼，所以他希望的体育改革，是像德国那样，体育军事化、军事体育化，让体育训练为军事服务。
而且程登科当时除了是中央大学体育教授之外，更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官训练班的体育教官，本事就算是有军职的，他倡导体育为军事服务，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程登科的主张，跟吴蕴瑞和袁敦礼却是大相径庭的。
吴蕴瑞教授倡导的是实用体育主义，在未来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首要目标是赶走侵略者，那时候吴蕴瑞也认为体育是军事的基础，并不反对体育军事化，但吴蕴瑞也强调体育对于精神、体格和基本技巧方面的训练，是军事训练所不能取代的。
而袁敦礼教授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教育家，他认为体育跟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体育运动应该结合教育，而不是军事。体育运动的推广，也应该从教育做起。
实际上从他们的留学背景就能够猜出来，他们对于中国体育发展的主张，肯定是不一样的。
吴蕴瑞和袁敦礼两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受到的是美国体育文化的熏陶，所遇他们所做出来的那份体育教材大纲，更像是照搬美国的体育发展模式。
程登科是德国留学回来的，他受到的是德国那种带有军事主义体育思想的熏陶，他的主张自然是学习德国体育的发展模式。
然而到了南京高层的眼中，程登科的这种体育军事化的主张，自然要比美国那种体育发展模式要强的多。
南京的大佬，现在正忙着打内战呢，这个时候能够为军事服务的事情，都是值得去发展的事情。至于美国那一套，花钱花时间不说，还见效慢，南京的大佬自然不感兴趣。
除此之外，日本所采取的也是这种体育军事化的发展模式，而且比德国更加的军国化，然而日本却凭此成为了列强，有了日本这个例子，体育军事化在很多人眼中，就成为了一种强种强国的方向。
吴蕴瑞和袁敦礼吵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结果。这就好像客户对产品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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