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是中国近代文学的兴盛时期，各种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中尤以文学研究会的声势最为浩大。
可到了1930年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已经结束。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月报》，也在去年遭到国党上海党部的警告。发行单位商务印书馆怕惹事，也各种打招呼干预，导致很多文章都不能在《月报》上发表。
渐渐的，《月报》失去了对作家、以及文学青年的号召性。主编郑振铎、叶圣陶等人，面对此种情况无能为力，他们在今年底就会离开商务印书馆。
与文学研究会一样，如今大多数文学团体都处于茫然阶段。
一方面，北伐胜利后中国的社会现状，让作家们不知何去何从，一下子失去创作激情；另一方面，国党对文学作品的高压管理，又让作家们受困于种种限制，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畅所欲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界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在共党的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萌芽月刊》。
不管是左翼作家联盟，还是《萌芽月刊》，都让中国文坛为之一振，许多作家再次爆发出创作热情。
国党对此是非常警惕的，由于左联作家成员散居各地，许多人还住在租界里边，国党暂时还不敢、也没能力胡乱逮捕。但《萌芽月刊》却受到国党的严密监视，但凡这本杂志刊登言论出格的作品，立马就要被查封。
历史上，北方左联都还未正式成立，上海的《萌芽月刊》就遭到查封，仅仅只发行了五期。
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第六期《萌芽》改头换面，改名为《新地月刊》继续发行。《新地月刊》发行1期再遭查封，可左联的机关刊物却越封越多，不仅有《拓荒者》、《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北斗》等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还有秘密发行的《文学生活》等杂志，亦有左联成员以个人名义出版的《无名文艺》、《文艺》、《新》等刊物。
甚至连日本，都有左联东京分部创办《东流》、《新诗歌》和《杂文》。
面对如此情况，国党根本就管不过来，因为遍地都是左联的相关刊物，甚至连一些老牌报纸都有左联的专栏和附刊。
周赫煊以“夜风”为笔名发表的《我爱这土地》，便刊登在《萌芽月刊》第5期，也即是最后1期。这首诗一经问世，便迅速被传颂开来，包括许多跟左联无关的诗刊都纷纷转载。
夜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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