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与方远曾就判例法与成文法的优劣有过探讨。成文法是将行为规范书写成文，哪些事情不能做，做了后有什么后果，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人一目了然。
成文法国家的法典并不需要专业人士解读，普通百姓自己就能看懂。因为成文法国家的法典就是用来规范人民的行为的。
判例法国家则不一样。判例法国家如果没有个资深的专业人士指导，不要说普通人，刚入行的行内人士都搞不懂哪儿是哪儿。
布鲁克林与方远争论的主要矛盾点在于，布鲁克林认为成文法永远不可能穷举得净犯罪行为。
人是具有创造性的。法典上写的清楚哪些行为违法，哪些行为犯罪，哪些行为做了会有什么后果，同时也意味着法典写了哪些行为做了不属于违法犯罪，不会被惩罚。
法典规范了人民不能做的事情的同时，也划分出了灰色地带——即按照法典规范来说本应是不违法但实际违法。
这种灰色地带会成为一心违法犯罪之人的可乘之机。相较于成文法国家的‘照本宣科’，判例法国家看起来‘很有人情味儿’。
两人讨论时，方远曾感叹，不了解判例法，永远不知道这份‘人情味儿’之下，可能埋藏着多少的不公平。
然后两人的第二个争论点出现了。执法中到底应该奉行绝对的公平与正义——即不问初心，只问行为后果，还是应该‘人性化’。
绝对的公平与正义会让法律变得冰冷，‘人性化’的公平与正义会滋生大批贪腐行贿。
这次约来利·克鲁，布鲁克林用的就是两人争论的借口。他借口称接到一个典型桉件，完美符合两人争论的核心店，同时法院有不少过去的判例，可以借给方远查看，方便他更好地理解判例法。
原本一切都很顺利，直到雷跳了出来。这让布鲁克林意识到，自己可能把某颗太阳想象得太光明了。
就像雷说的那样，他的老师可是游击队出身。果然，在布鲁克林与雷进行短暂交涉后，来利·克鲁那边的电话到来。
出乎布鲁克林意料的是，电话另一端既不是方远也不是来利·克鲁，而是一个中气十足的老头儿。
老头儿哈哈大笑着向布鲁克林代来利·克鲁道歉，称来利·克鲁遇到点儿麻烦事，不得不爽约。
为表达歉意，等来利·克鲁忙完，希望可以邀请他共进晚餐。布鲁克林此时已经平复下心情，闻言冷笑回敬道
“希望我还可以吃上这顿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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