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好好的法令颁布下去，为了省事敷衍了事的，或是干脆搞一刀切的，比比皆是。
所谓变法首要得人，也是当年王安石与宋神宗越次奏对时首先提出来的最重要的一点。
赵桓的变法经历了几年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准备从根本上改革制度的阶段，而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制度，则必须首清吏治，而清吏治，则不能仅仅从肃贪和任用能臣这个角度出发。所谓得人，便是要大批量地培养可用地人才。
秦桧身为佞臣，对“圣意”自然是揣摩的清清楚楚。自回长安奏对过几次后，便在家里安心研习王安石的著述，而更多地细节，则其实是赵桓每天用手札向他说明，旁人以为他这个参知政事待罪无事，哪里知道他躲在家中，炮制了学校改革这样一篇大文章。
现今的参知政事。不过是张所、谢亮、赵开、秦桧四人。前两人，都是靖康二年之前便宣抚一路的大臣，又是赫赫有名的主战派，其实观其德才，不过是一路专任局限，在参知政事的位置上，才能便嫌不足。好在赵桓不大需要有作为敢担当的宰相，两人便也随班就列几年，于政务上多半承命而行。而赵开则是理财能臣，手掌三司，实为计相，除财赋转运外，一无所闻，秦桧奉命出外，裁撤地方，考核官员，为推广减免州县和考成法在地方上的实施，立下了诺大功劳。
整个中央机枢，多半仰仗皇帝决断行事，在整个宋朝的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一者是赵桓声望大涨，比开国帝王不惶多让，二者是赵桓这几年的精力全数用在军务上，对政事的改革也只是以俭省财赋，杜绝浪费为主旨，对原本地政体较少触动。
虽然如此，考成法等诸多举措下来，反对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宋朝又有家法不得诛杀士大夫，更不以言罪人，不少悍不畏死的中下层官员，包括大量的御史谏官，都对朝政上有着种种非议。若不是赵桓独出心裁，以学习班的名义进行变相的处罚，又有李纲宰执为减压阀，这才勉强支撑下来。而要大改成法，其实还要比当年王安石激进许多，改革的地方更多，则必须在中央官制改起，由宰执们改起。
赵桓的这种认识，又迅速转化为行动。
在赵佶当政期间，由蔡京为首的所谓六贼，以实施新法地名义，祸乱天下，使得宋朝越发孱弱，于是新法之名在赵桓即位之后，已经是臭不可当。
而当秦桧捧出明显是师承王安石的议立学校办法后，先是在政事堂堂馔时，几个参知政事当堂争执，意见不一，而等韩肖胃奉命来见皇帝的时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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