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辟以自解矣!
后由吏入仕之弊端日益显现，重开科举的呼声才日益抬头。直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有中书省大臣建议恢复科举制度，并且提出意见，认为经学、词赋是两回事。经学是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词赋是做吟诗课赋的文字勾当。自隋唐以来，因取人专尚词赋，本末倒置，遂建议将律赋，题诗等都不用，止存经学。经学讲得是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元帝采纳后，次年即举行考试。以后每三年考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
时人概括道：元代科举是“倡于草昧，条于至元，议于大德，沮泥百端，而始成于延佑”。
乡试科场，全国共设17处，从赴试者中选合格者300名到大都会试。会试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同。会试共取录1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到了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以其对策定高下，重新厘定等次，以蒙古、色目人为右榜。以汉人、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
元代后期50多年，科举取士(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共1200余人，占当时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4%。按比例，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强。不过，元朝是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此后维持了将近600年。
孔英不愿入仕，一是蒙廷占据华夏后，虽采纳汉法治汉地，但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不仅称国人为蒙古人，而且推行蒙古人、穆斯林（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北地的汉人）、南人（长江流域以南的汉人）等四种人差别对待，孔英身为大儒旁系，朝廷对其亲族还是有所偏重，但是看到寒窗学子苦读经书，最终多数是仕途无望，反倒累得家计更为艰难，孔英只觉得可悲可叹。只是父亲与田烈的想法始终是儒学至上，科举入仕，希望子侄们能够鱼跃龙门，光宗耀祖。特别是朝廷开科取士后，两人更是热心殷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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