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通过这段时间的阅读，我只能知道有许多人，因为这些所谓能够造福人类的实验，在受尽折磨的情况下，痛苦的死去了。
诚然，现代的医学伦理学承认人体实验是医学发展所需要的，但为了防止人体实验的滥用，有许多严格的限制，如规定药物只能在完成药理、毒理等动物实验，证实其疗效和安全剂量后才能进行人体实验，再经过医学伦理学委员会的审查同意才能在人体试用。
因为在医生严密的监护下，由少数人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借此取得可靠的经验，比盲目地在广大人群中推广，使更多的人受害，更符合人道主义精神。
然而，我手中的日记本所记载的东西，显然与上述不符。
这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讯息，倒更像是战时被明令禁止的人体实验。
据说最早在二战的时候，纳粹曾经对盟军战俘以及集中营里的犹太人，进行过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诸如最臭名昭著的冷冻实验，疟疾实验等。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也曾在东北三省秘密进行过类似的人体实验，他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做下的罪孽人神共愤。
大多数记录的下方，只是留着试验失败那几个字，便再也没有下文了。
就这么简简单单几个字，换来的确实一个又一个无辜生命的白白死去。难道，这就是整个“教化场”计划的真相吗？
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我继续将日记本朝后翻动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却猛地发现，教化场计划的实验的内容逐渐从生理层面，转化到了精神层面。
类似于研究生长环境对于人性格的影响，以及研究死刑犯的性格中是否有着共通点。
照这样来看，从1992年开始，教化场计划的实验方向。开始逐步转换成老严当初和我述说的那样。
再之后，我果然在1992年的三月份，找到了老严当初和我说的个斯坦福监狱实验：通过将一群大学生关闭在监狱里面，分成狱警和犯提到人两方，介以研究人性的实验。
从生理层面转化为精神层面，这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变化趋势。
难不成，是计划的操纵者突然意识到什么，所以才改变了实验的方向？亦或是他们觉得比起无意义的杀人，探究精神方面的问题，能够更好的找出些有价值的东西？不得而知。
而也正是从1992年开始，实验的数目呈几何式的递增，以至于这本日记本中，将大多数的实验都给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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