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公教认为，人是可以行善的。天父会把“义”，也就是一种神圣化、概念化的恩赐，灌注到行善者身上，让他能够得到救赎。如果这个人一生都坚持义举，得到天父的欣赏，那么就能进入天堂。是否行义，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凡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与天父合作。
但新教对原罪更加看重，否认善行的意义，认为只有信仰是决定因素。后来加尔文对此进一步论证，总结出“人的全然败坏”理论，也就是说邪恶是无所不在的，已经深入人的根基和本性之中，人就不可能自主地去行善。
这个理论波及的范围，远超宗教领域。直到几百年后，郭康生活的时代，依然有不少人在世俗领域中，都还喜欢到处使用“人性败坏”的说法，什么事都能归因于这种黑暗的“人性”。实际上这就是典型的新教理念，而且很大可能是更激进的加尔文一系的话术，被人引入进来的。
而对正教来说，这种理论就更加让人难受了。相对于公教教会，原罪论对于正教来说，重要性更低。这种刻意的强调，从理论基础上就难以兼容。
而且，否定善行，否定人有追求善的自主意志，等于全盘否定了“教化”的可行性。如果人本身有行善的基础，那么教会就可以通过教育方式，对人心中本来就有的“义”进行启蒙，将其唤醒，从而让他走上善良公正的道路，得到天父的青睐。但要是不承认有这个基础的话，宗教的劝善行为，和鼓励道德的作用，就完全失去意义了……
而紫帐汗国的这套魔改拜上帝教理论，充满了东方式的教育、修行的理念，甚至比普通的正教，都更加与之格格不入。今后要是碰上，估计有得打。
而且，作为补充，新教中还有“唯独恩典”的原则，来进行直白地解释。
罗马公教认为，凡人想要得救，依靠的有三部分：天父直接给与的恩典，自己积累的功德，以及圣徒提供的功德。所以，自己努力行善，积极向天父或者圣人祈祷，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新教那边不承认圣人，也不认为人可以依靠自己的选择行善。就算信徒做了好事，也是神的功劳，不是人的。因此，只有神的恩典能让人得救，其他各种行为都没有了意义。
对于正教，尤其是罗斯教会来说，这简直是要命的，因为它否认了圣徒，也否认了律法和道德戒律的意义，让苦修传统成了笑话。
郭康总觉得，就算没有罗马，新教徒和这些推崇圣愚的罗斯人，也早晚得干起来。这两边的规则，几乎是全盘都是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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