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早了一百七十四年。
产品有大小精细的不同，是因为投入的功力不同，其价格各有不同，和投入的功力各不相同，而丘濬对功力二字的理解，正是劳动力和劳动技术的投入寡众。
价值千钱的产品，非一日而成，他的技术必然是循序渐进，持续投入的。
而价格和价值又完全不同。
丘濬在正统十二年的会试之中，多次提到了非一日之功的观点，列举了很多例子佐证。
这是丘濬劳动价值论，它一点都不普通，它揭示了价值和劳动的密切联系，他和大明现任皇帝的观点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分毫不差了。
丘濬不仅仅如此，他还在会试中说：「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有无，以物易物，物不皆有，故有钱币之造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
世界上的集市是为了方便百姓交易互通有无，以物易物的话，物不是一定会有的。
所以才需要钱币，而且钱币和物品的价值相当，没有轻重上的偏差，就可以长久执行而没有弊端了。
在总论了钱币的性质和一般等价物概念之后，丘濬批判了大明宝钞竭尽民力，而势要豪右窃印是钞法败坏的主要原因，他提出了行钱法，而且是轻重并用。
但是丘濬只是一个普通的经学举人，他并没有办法解决银子和铜料从何而来。
当然这些问题，朱祁钰都在解决，因为大明并没有银料和铜料，大明一年产十万两白银，还不够塞牙缝呢。
大明一年至少需要七百万两到八百万两的白银，并且压印成为银币才够大明所需。
所以，朱祁钰的国富论，并不是超越大明这个时代的产物，它是有切实土壤的。
大明已经有举人，在正统十二年提出来了。
丘濬的第三个观点，是他落第的主要原因，他基于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和货币论，推出了他的主要施政理念。
「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利之为利，处义之下，害之上；以义为利，以礼制欲，操利之权，资以行义。」
利益在天下，所以不可能禁止求利，但是不能没有约束，否则就是礼崩乐坏，世风日下。
那么君王应当以用大义去约束利，用礼法去制衡私欲，用利柄的权力，去行大义。
利柄。
丘濬对于朝贡国、藩属国，提出了除了军事羁縻、政治羁縻以外，还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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