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却是《新唐书》，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
对别人来说，不会有太多意外，本来经史就那么多，既然说到《新唐书》，讲唐太宗，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
沈溪却知道，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
谢迁之后，是焦芳出来讲《中庸》，不得不说，在那么多挂职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中，今年已经六十五岁的焦芳属于才学出类拔萃的那类人，若非他********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同时诋南誉北，为很多官员所不喜，他的威望至少会在王鏊和李杰之上。
但问题就是焦芳太懂得迎合上意了，连弘治皇帝都觉得这个人不怎么靠谱，在建文旧事上连焦芳这个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都没有通知，他在那儿傻愣愣讲中庸之道，自以为精彩绝伦，能得到天子的欣赏。
实际上，按照历史发展，焦芳的确靠其善于经营而入阁，迎合的却是正德皇帝朱厚照和大太监刘瑾，沈溪并不会因此对焦芳有所偏见，因为权力场上很多事情无法用对错来评价，不能说焦芳随波逐流迎合了刘瑾，便否定其在学术和为官上的造诣，但对于其“对南方人刻薄”的名声，心存顾忌，打定主意最好还是敬而远之。
焦芳之后，是几位左、右春坊的日讲官，他们所讲的仍旧为经史子集中的内容，所涉及的大抵是礼部会试和殿试中经常考到的，弘治皇帝一直没有发问，因为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史籍文章，都属于老生常谈，根本没什么好问的。
最后一讲，是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而他所讲的内容，则是因修《大明会典》所衍生出来的本朝史料问题。
当王鏊从洪武年开讲，在场便有人察觉有异，尤其是提前收到风声之人，包括近来被弘治皇帝和寿宁侯两次提到洪武、永乐旧事的翰林院众属官。
当王鏊提到太宗继太祖之后颁布《教民榜文》时，弘治皇帝的脸色变化了一下，但他没有打断王鏊的话，等王鏊将太宗一朝所颁布的典规大致说完之后，弘治皇帝才开始发问。
“为何洪武三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五年之间，朝廷并未颁布典章？”朱祐樘看着王鏊，“王爱卿，你可知晓？”
此时谢迁走出来，跪地进呈一份奏本，道：“回陛下，翰林院主撰《会典》之时，与史料修撰中多有错漏之处，奏本至内阁，尚未有定论，恳请陛下复阅。”
朱祐樘伸出手对司礼监道：“呈上来。”
在场有大臣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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