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学在唐代就招不满学生，考学得中的前程也一般，最多当个八九品小官，甚至一辈子当不了官。
国朝因为圣人的重视，杂学地位大大提升，但囿于传统的力量，仍然举步维艰。
数学人才的主要去向是各府州的坊市，给博览会期间集中交易的商人们盘账。
少数数学人才兼修营建，那么可为营建士，虽然很赚钱，但地位不高。
工学、医学就不说了，专业性太强，至今没人做到大官。
诸科杂学之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少府监王雍，但也仅此一例。
不过也别说没改变。
比起唐代，国朝绿袍小官（六至九品）中，出身杂学的人数大增，比前唐年间多了好几倍，大部分是农学生，这是积极的一面——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杂学出身的官员，其实并没有功名在身，基本都是实干出身，整体水平未必多高。
有这个改变打底，下一步的改革就水到渠成了——打破习惯很重要，如果一时打不破，那就温水煮青蛙，让人慢慢接受事实，减少阻力。
圣人的改革，主要定在科举上。
早在建极十三年那次科考，就已经第一次按道分取进士科名额。
同光元年，第一次参加大夏科考的云南，给了两个进士名额，分别被段氏、高氏子弟考中。
同光四年（919）的科考，改革继续。
按道固定名额的学科扩大到两个：云南道将有两个进士名额、一个农学名额。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重大的改变。
经学进士有多难考，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竞争那叫一个惨烈，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还需要一点运气成分。
虽说云南华风不盛，难度没其他道那么高，但南诏时代高门大族就有许多子弟学习汉文经典，这几年又多了不少，也没那么容易考——几百个人先考乡贡，考中后再去京城考进士，一路杀出来很难的。
那么，不如试试那个农学名额？虽说是杂科，天然被经学生看不起，但考中了有极大可能做官，不比两手空空强？
最关键的是，农学容易考啊。
教材只有几本：前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后汉崔寔写的《四民月令》、后魏贾思勰所著之《齐民要术》，以及本朝王雍的《血脉论》。
四本钦定教材，内容不算很多，考题就从里面出。公允地说，比考进士容易多了。
而且前面三本书流传多年，有些人可能已有涉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