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本该交由官僚系统，用于改善民生民计的专项资金，多半都换了一种形式，直接被太宗皇帝赏赐给了具体的个人，直接交到了底层民众手中。
这就使的底层民众生存压力骤减，生活幸福度骤然增高。
另外，公共项目约等于零，官员几乎没有贪污公款的机会，也使的官员收受贿赂，成了高门、贵族之间的利益交换，而不是官员拿着底层民众的利益，来交换属于自己的利益。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一个县，经常有水利、民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自然也就有相应的大笔公款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官员行贿当地官僚，才有可能是为了从这些公共项目中分一杯羹，挖国家墙角来中饱私囊。
但一个从来没有，未来也几乎不可能有公共项目的县，商人和官员行贿当地县令，能出于什么目的？
不是谋求升迁，就是请官府行个方便。
相较于前者，这后者对底层民众的伤害，可以说是忽略不计——至少是无法被直观感受到的。
再加上这个时代，行贿之风本就盛行，普行价值体系对贿赂本就有着极高的容忍度，就更使的太宗皇帝年间兴起的行贿受贿之风，变得愈发不值得一提了。
说到底，对于底层民众而言，官员能忙着彼此之间蝇营狗苟，而不是整日里琢磨怎么刮食民脂民膏，就已经是了不得的‘吏治清明’了。
于是，凭借个人生活作风，一直延续到行政作风的节俭之风，太宗皇帝意外革新了汉家的吏制，初显‘在世圣人’的天资。
当然，只靠着节俭，只靠着让天下官员不贪墨公款，还远不足以使得一位封建帝王，成为青史少有的千古一帝。
而在刘荣看来，自己这位皇祖父，最值得人敬佩和称道的，是明明掌握着令人咋舌的超高政治手腕，却并未将其用于‘励精图治’，而是甘愿将自己的所有天赋，都用于为汉家争取发育时间——甘愿为绿叶、陪衬一事。
后世有这样一句话：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在如今汉室，或者说是有汉以来的历代先皇，这句话用在太宗皇帝身上，无疑是最合适不过。
对于一个帝王而言，接受自己无法达成远大目标、无法完成某一项重大举措，并仍愿意做种果树、不摘果子的人，是很难得。
尤其是对一个天资卓绝，天赋高至千年难见得一，只要立下志向，就很有可能成功的优秀帝王而言，这就更加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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