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没办法。
谁让你老农，没本事建造粮仓、存储粮食呢？
老农都是这个命；
耕地种粮，劳作一年够吃一年，就已经很好了。
哪敢奢求能有盈余？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刘荣推行官营粮米，达成粮食市场国有垄断的局面之前，底层农民对粮价的波动，其实是习以为常的。
老百姓早就习惯了在秋收后，以三十钱左右的价格把粮食卖出，再等来年，以五十钱左右的价格买回来吃。
只要维持这个范围——只要秋收后，粮价别跌破三十钱，以及开春后一直到来年秋收，两家别涨到七十、八十钱，老百姓就都是逆来顺受的。
此外，粮食产出的波动，也在影响市场供需关系的同时，让老百姓的生存，始终维持在一种微妙地平衡当中。
——收成正常，三百来石，粮价正常，三十来钱，老百姓一年赚个九千钱；
——大丰收，四百来石，谷贱伤农，粮价下跌，二十多钱，老百姓还是赚个九千钱；
——不丰年，二百多石，谷贵害农，粮价上涨，四十多钱，老百姓依旧赚个九千钱。
就好像无论收成如何，老百姓种出来的粮食，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死死摁在‘每亩地九十钱’的线上。
唯一的区别在于：大丰收的年景，粮食卖价便宜，买来吃也便宜，日子好过；
寻常年景，卖的价格公道，买来吃也不便宜，日子就稍紧吧些；
不丰年，卖的价高，买来吃更是极贵，免不得就要饿肚子。
从上帝视角分析，我们其实不难发现：粮价对底层农户生活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明显且直接的。
粮价过高，百姓就是会饿肚子；
粮价过低，百姓也只是少挨饿，却根本无法将粮食的大丰收，转化为腰包的大丰收。
从这就可以得出结论：粮价高低——尤其是秋收后的收购价，与春夏秋三季的零售价，二者之间的价差，更是直接关乎底层民众的生计。
按现如今，少府恒定的，二十六钱每石的收购价、三十钱每石的零售价，老百姓再怎么亏，也根本亏不到哪去。
唯一影响老百姓是否饿肚子的，就成了粮食是否丰收。
多割一石粮，那就是能多卖二十六个大钱；
少收一石粟，那就是要少收二十六个大钱。
多劳多得，或者说是‘粮食多收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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