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再做一定量的碱基对测序，也是可以的。”杨锐轻声解释。
“有必要如此吗？”，
“非常有必要。”杨锐道：“我们不测序任何一个碱基对，我们可以向投资人，或者民众解释，我们现在采取的技术先行的策略，我们现在的准备，是为了后期更快速的完成碱基对的测序，而且更省钱。而我们一旦进行了测序，比如第一年，我们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结果是什么？投资人和民众会高兴吗？”
达尔贝科迟疑的道：“不会吗？”
“当然不会，因为任何人都会这个简单的计算，我们用了一年才完成了5万个碱基对的测序，10年才能完成5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100年是500万个，1000年才5000万个测序，于是，所有媒体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人体基因组计划完蛋了。”杨锐拿出了自己准备已久的大招。
达尔贝科愣住了，转瞬，道：“我们第一年测序5万个碱基对，并不代表我们明年的进度还是这样，我们第二年的进度也许是100万个碱基对。第三年也许就能完成1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第二年再测序？普通人是无法预测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的，他们会用自己薪水的涨幅来判断技术的革新，比如10%的进步，或者多一些，翻倍的进步，但没有人会相信20倍的涨幅的，而要我来判断的话，50倍的涨幅都是能做到的。”
“你的意思是，采用技术先行的策略，一年就能有之前50倍的速率？”
“没错，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尽可能快的完成基因组计划，获得竞争优势。”杨锐内心其实有些感慨。人体基因组计划进行了十多年，花费了20多亿美元，才第一次完成了人体23亿个碱基对的测序。
但是，到了2015年，对人体23亿个碱基对测序一次的成本，已经降低到了99美元，消耗的时间以小时来计算。
这种技术革新的速度，即使是达尔贝科，也不一定能够预见得到。
应当说，杨锐是以过去的经验，来尝试影响达尔贝科的决定。
达尔贝科也确实受到了影响。
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说这个话，甚至就是蔡教授，甚至就是如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理查德教授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达尔贝科都是不会受影响的。
可杨锐不同。杨锐是pcr的发明人，杨锐还是基因组学的开创者。
达尔贝科是自始至终都关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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