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几倍十几倍不可——这种想法说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实际上，也就是向前多看几步而已。
来自FBI的专家，就抓住机会询问杨锐新一代PCR的分辨水平的问题，日本警视厅则将重点放在搜集证据的流程方面。
杨锐能解释多少就解释多少，差不多就飞机办成了补习班。
一群老烟枪一边说话一边抽烟，要不是换气系统给力，非得把飞机给抽成一只空中大烟囱不可。
自瑞典到中国，也是一路走一路停，中间还有两次中转，停的时间颇久。
飞机上的乘客也是一路走一路下，给杨锐的感觉，就像是坐大巴车一样。80年代的飞机和飞机场，尽管是比大巴车的面积大些，但还真的有诸多相似之处。
且行且谈的，到了回国的最后一程，飞机上却是几乎只剩下中方代表团一行了。
黄茂等人此时才抽出空来与杨锐聊天。
团内多是学者，说着说着，就将聊天转成了科研，杨锐的论文全集也被拿了出来，当做了野聊的中心。
瑞典的学术业发达，斯德哥尔摩常年定居着两位数往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修撰论文全集这种事，简直是手到擒来。
休斯顿从无到有，几天的功夫，就给杨锐印刷出了数百套的论文全集。
一本全集分成了三册，总页数破千，从杨锐最初的紫外分光光度计的小论文，到辅酶Q10的论文，再到离子通道、PCR和G蛋白偶联受体的论文，全部收录其中，只是少了《基因组学》的专著，却是变成了单独附送的项目。
杨锐拿到书之日，就体会到了瑞典人的豪富。三册的论文集，印制颇为精美，字迹清晰配图准确且不说，光是配套的《基因组学》，一本的售价就要好几百块人民币，休斯顿竟是配套起来到处送人，一点浪费钱的自觉都没有。
也是杨锐从几家司法机构拿到了经费，可以走斯德哥尔摩大学的PCR实验室的账，否则，休斯顿光是首期方案，就能让普通的中国教授破产。
不过，代表团里的教授却没有一个觉得不划算的，只是翻着杨锐的书羡慕。
更有人道：“都是著书立说，杨锐这下子，著书到了国外，厉害厉害……”
杨锐只能谦虚：“只是印来送人而已，算不得著书立说。”
“印的如此之好，我都想收藏一套了，还说不是著书立说。”
“钱教授喜欢就拿一套去好了。”杨锐自然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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