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本宫便从户部中分离出一个财政部，只让户部保留收取田税及管理田亩、人口、粮食的权利。
至于财政部，则主要负责收取商税——再做诸位都是大明的聪明人，想必知道，自宣德之后，我大明商贸日渐繁荣，可商税的提升却极为缓慢。
在万历年间张太岳主持改革税法期间，商税最高时也不过一年九十万两。
在张太岳之后便逐年下滑，极致先帝在位的后几年，每年能解押进京的商税更是不足十万两！
由此可知，如今我大明商税的收取存在多大问题。若不下大力气将其解决，国家财税如何能增加？！”
另一边，郝光明听朱媺娖说着这些话，通过手机摄像头看着下方众臣的反应，见并没有人立即出声反对，不禁微微点头。
在后世，有些人对明朝存在一个误解：认为明朝不征收商税，或者说征收商税的手段不如宋朝，所以才会穷死。
可真正了解过明朝、宋朝相关历史的人，便知道并非如此。
宋朝之所以看着富裕，看着商税收入高，主要依赖的是官卖制度。
明朝只官卖盐，宋朝则是盐铁酒醋等百姓生活所必须的，官府又能管控的，通通官卖！
官卖制度对中产以上的阶层影响很小，可对底层百姓影响却很大——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根本却少不了。官府定价对富裕者而言算不得什么，可很容易要了底层贫苦百姓的命。
所以，宋朝底层百姓的生活比之明朝是要困难许多的。
朱元璋开国时定下诸般制度，并非不知宋朝官卖制度可以富国，但他却不愿因此太过压榨贫苦百姓，故而才只官卖盐。
而官营盐的收入，即便到了明朝末年存在种种弊端，依旧是大明的第二大收入。
由此可见官卖制度富国之能。
至于大明及宋朝的税收最大头，同样都是田税，一直没变过。
各种商税则只是大明的第三大财政收入。
当然，类似三饷这种特殊情况下加派的边税及其他杂税，是不在上述议论中的···
过了一会儿，朱媺娖估摸着多数人应该都将两本册子看完了，便问：“诸卿有哪位可以讲一下我大明现行的商税制度？”
听朱媺娖忽然发问，众臣不禁彼此相望，一时竟无人答应。
不论是阁臣，还是两部的下属官员，多数多是想了想，发现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大明商税，自然不敢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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