濛寄了一些江弦的和作品给她，其中一册就是今年第一期的《延河》。
王濛对这篇的评价很高，称之为中国难得一见的“大河”，是陕西文学的一座里程碑。
理解什么意思以后，聂华苓这个翻译家本能的认为“大河”这个译词不好。
她了解过“大河”这个词汇的源流，“大河”这个词是由西语翻译成日语最后反哺给中文的。
但规范中文词汇里，又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言简意赅形容此类题材的词汇。
聂华苓仔细思考过，觉得在中文里，唯一能够与“大河”差强人意的匹配之词，应该是“史诗”。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和翻译方面的工作，并不影响聂华苓对这篇的阅读。
她花了大概三天的时间，每天抽出一些空闲，断断续续读完了这篇《最后一个匈奴》，或者说上篇。
“真好。”
读完以后，聂华苓空虚的坐在客厅里，心头难以抑制的对陕西这片土地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向往。
这种向往近乎于眷恋亦或者冲动，吸引的聂华苓迫不及待的想要踏上陕西这片土地。
该怎么说这篇呢。
聂华苓虽然离开那片土地已经近三十年，但对于陕北，她是陌生的。
江弦所写的一切，那些西北的粗犷，那些酸爽的民歌，都是聂华苓很陌生、很新鲜的东西。
但在江弦的笔下，这一切都那样的富有生命力。
聂华苓就像是被吸住一样，克制不住的往下读，一直到读完，对他笔下的那片土地心驰神往。
可能这就是大河的魅力。
放眼世界文学，西方的“大河”已经基本止步。
聂华苓思考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西方人的生活日渐富裕、平淡，也因为后现代主义思潮让家更关注凡俗、简单、内心的短章。
聂华苓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关注过“大河”这个题材。
然而江弦的这篇《最后一个匈奴》，又重新为她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大门。
中国正是适合“大河”创作的时期。
中国的经济发展步调和文化沉淀，决定了“大河”故事、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应处在繁盛期。
此外，“大河”的写作又能透露出作者的功底。
在聂华苓看来，江弦绝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学问家。
他有着太磅礴的知识底蕴，才能挥毫写出这样一部浩瀚的高原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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