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主要是在县六部的规模上。
部分边疆小县户三百余，按每户四人计算，人口仅约1200人，这样的情况下，县六部不可能像上县那样搞出两三百人，自然是削减规模。
大概有个县六部的雏形，二三十人便足够了。
说是县州道三级，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次新政主要针对的，就是县级的治理。
俗话说得好，皇权不下乡。
这个乡不是狭义的乡村，而是广义的地方。
皇权对于地方上的掌控实际上是很弱的，这也是王朝时代的弊端所在。
而这次新政，最大的用意，在于很大程度加强了地方跟皇权之间的关系与互动。
理论上来说，新政顺利的情况下，朝廷的影响力将会直接抵达县城。
这对于中央集权来说，可谓是空前的变动。
也会让皇权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说新政无数个好，但最大的弊端很明显，那就是国库的负担。
对于这点，李承乾自然是有所准备。
大多数君王哪怕是李世民，走的都是‘节流’的路子。
因为他们不懂商业，或者说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与民争利。
换个角度想想，如果皇家进入商业，以皇权的影响，什么商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重农抑商的思想，这让商贾之流难登大堂，而作为皇帝，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守天下的，根本不存在商业思维。
懂商业、重视商业的皇帝还是有的，但他们涉及程度太低。
但李承乾不同，有着后世的见识，他很明白怎么去‘开源’。
不过这就是在新政初步通行之后的事情了。
得力于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现在大唐的国库还是很充盈的。
这也是李承乾敢于大刀阔斧的底气。
——
贞观二十一年四月，春雨已下了三日。
太极宫甘露殿的偏院墙角，竟冒出几株新绿的草芽。
李世民披着一件半旧的锦袍，坐在窗边听着雨声，案上摊着一卷墨迹淋漓的《新政推行五月报》，纸角还带着潮湿的水汽。
这是张阿难刚从门下省拿来的拓印。
“陛下看看这个。”
张阿难捧着个小炭炉进来，声音里带着几分唏嘘：“河南道的滑州，县吏部长王二郎，原是个县衙的老书吏，靠着‘吏转官’考核升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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