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竹内治用一句话来定义现在的日本社会，他会毫不掩饰的用最恶毒、最血淋淋、最惨无人道的语句来表述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思想混乱、道德颓圮、风俗浇荡、人心迷惘，这个社会让人看不到希望和未来；
什么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民族主义，统统都是上层为了更好奴役底层所使用的卑劣手段罢了！”
这是竹内治四十年前受邀递给学士院和文部省的一篇投稿论文里，最广为人知，也是最被人诟病的一句话。
四十年前的他，风华正茂，靠着出色的文学研究能力和极高的文学知识素养，在当时的日本文坛独领风骚。
有人曾把他和市古贞次评价为“50年代”最有希望成为“天下一品”的年轻作家。
那时，现在的好几个“天下一品”都还没出名呢。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竹内治会一步步攀登上日本文学界的最高峰时，他忽然就犯起了“文青病”，竟然在递给文部省和学士院的稿子里公然抨击当时的社会和日本政府！
50年代的日本刚进入战后时期，因战后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秩序混乱，价值体系崩溃，整个社会都显得无比混乱和淫靡。
但军国政府死死把控着舆论和媒体的喉舌，决不允许当下的文人有任何批判社会的行为和言论。
因为他们要继续营造大日本帝国繁荣昌盛的假象，不愿接受自己是战败国的事实。
这种时候，在文学界拥有极高影响力的竹内治竟然在自己用来被评选为学士院院士的书稿里大肆抨击政府，在当时的那些文人眼里，简直“失了智”。
那件事闹得很大。
多亏几名文学界泰山北斗和他的老师力保，加上青梅竹马木村惠子的家族干涉，他才侥幸保住了一条命。
但他的前程也因此一落千丈。
四十年来，竹内治偏居一隅，勤勤恳恳做着东大文学部的一名正教授，看似风光，实则凄凉。
家人和亲朋都在那时与他断绝了关系，昔日的同窗和挚友一个个相继离去，无妻无后，业界也无人敢找他合作，连关系最好的青梅竹马也不得不听从家族的安排与未婚夫远遁美国，再见时早已物是人非。
四十年来，竹内治还在坚持做着同一件事。
竭力抨击文学界的不良之风，批判政府的无能，社会的残忍。
无论其他人是否接受，是否认可，是否相信，他四十年如一日，谁都不曾放过，包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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