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是日内瓦来的伯格先生，他想了解下港岛市民的生活。”
何耀宗朝着老伯微笑一下，随后指着伯格为其做了介绍。
老伯浑浊的眼睛亮了亮：“快进来坐！不过地方小且脏，别嫌弃！”
不到十平方米的屋子里，一张双层床占了大半空间。
墙上贴满了奖状和照片，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正趴在折迭桌上写作业。
“我孙女，今年中五了，成绩很好。”
老伯很是骄傲，同时不忘感慨：“多亏何先生资助，才能让她念Band.1，有个好的读书环境啊！”
何耀宗摆手示意老伯收声，旋即看向伯格。
“伯格先生，你觉得他们需不需要人权？”
伯格有些尴尬，却用英语问向了一旁的老伯：“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
随着何耀宗如实转告，老伯开始掰着手指算。
半晌应声：“三十八年啦！申请公屋排了十五年，到现在还没轮到。
政府说资源紧张，可有些越南难民一来就能分到公屋，凭什么？”
住在底层屋邨里的人只是穷，并不是傻，现在该怎么回答问题，这些人心里都是有数的。
伯格一时语塞，他是不是真的关心人权，他心里也有数。
当下只觉得继续在港岛待下去，配合克里斯托弗清算何耀宗的人权问题，那他将陷入一个棘手的泥潭。
看来，是时候离开港岛了……
离开深水埗后，伯格的态度明显软化了许多。
但真正让何耀宗意外的，是第二天《南华早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
《我是越南裔，但我支持遣返政策》——署名武有勇。
“这个武有勇是什么人？”
何耀宗早餐时问师爷苏。
“查过了，1975年随父母逃难来港，后来拿到身份证，现在在观塘开了家越南餐馆。“
师爷苏翻着资料：“他组织了'越南裔港人联谊会'，有三百多会员，都是合法居留的。“
何耀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还真是孺子可教，我都没有想到找这些合法的越南裔站台，他们倒是先急着出来撇清干系了。
马上联系他，就说我想请他喝茶！”
下午三点，武有勇如约来到笔架山。
这个五十出头的男人穿着笔挺西装，一开口就是地道的粤语，只有略微上扬的尾音还留着些许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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