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借十两银子，这是保书！”
“我借五十两！这是地契！”
“我借三百两！”
大明银行各个分行的柜台前，挤满了前来借钱的人群。
一直以来，放印子钱都是历朝历代的顽疾。
哪怕朝廷将其作为重罪进行打击，也始终是屡禁不止。
借高利贷，是许多家庭从勉强温饱走向彻底崩溃，不得不卖田卖地，卖儿卖女的根源。
与后世现代社会向银行借贷大多数是为了消费，买房买车不一样。
这个时代的人，并不会如此。
但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
一旦有什么天灾人祸，便只能依靠借钱度日。
这时候，有钱的豪绅就会趁虚而入，放高利贷给他们。
然后便是利上加利，利滚利，一直逼到穷人家完全还不起，从而不得不低价出售家产和土地。
可以说，古代社会绝大多数的土地兼并，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的。
先借钱，再收债。
正如杨白劳和黄世仁一样。
守祖宗家业是历来的传统，若非走投无路，百姓们又怎么会将自己的祖宅祖田卖掉呢？
宋朝王安石变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青苗法。
即由朝廷放贷，来缓解民间高利盘剥的现象，但实际上，青苗法收效甚微。
因为青苗法借贷的时间很死板，每年固定日期借款，固定日期还贷，根本不能用来抵御突然降临的风险，而且利息还很高。
其次，由于放贷人是各地官府，官吏们自然不会错过捞钱的机会。
私底下增加利息，收受好处等现象层出不穷。
官府往往做得比地主豪绅更过分。
造成许多老百姓宁愿去借民间的高利贷，也不愿向官府借钱。
可如今大明银行放贷，情况完全不一样。
首先，大明银行是独立运作的商业机构，虽然仍是朝廷出资兴办，但它终究不是地方官府。
从审核到借贷，大明银行与官府都是分离的。
各级地方官吏无法插手，自然也就杜绝了从中鱼肉百姓，捞取好处的可能。
其次是大明银行的放款非常灵活，随借随还，期限灵活，完全取决于双方的约定。
再则，大明银行的资本雄厚，放款的金额也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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