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议题，与三日后的辩题很是类似，都是讲何为做君子、圣贤，学道理的方法学问。
理学与心学，在最终目标，或大方向并无不同，分歧只在于入手的角度和方法。
《中庸》记载：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就是先贤讲这个学问。
其中，君子“尊德性”、“道问学”，就分别对应心学和理学。
朱熹主张“道问学”，认为应当格物致知，人应该多读书，多观察，多研究总结万事万物的道理，从中归纳精髓，再由事及人，人明白了事理，便会明白如何做人，从而成为君子，追慕圣贤。
陆九渊主张“尊德性”，反对博览群书，认为该“以人为本”，不断修养身心，先学做人，懂得做人的道理，再去做事，无往不利，终成圣贤。
后来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学说，再予以更进一步，才算成熟。
要求明明德，认为人的善恶，天理与人欲，本心本性都清楚明白，只要持握本心中庸，便可人人成圣。
时刻自省，矫正自己的日常行为，养夜气，集义气，在日常事上琢磨修炼，知行合一……
在赵都安看来，很难说两种学说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或是说，尊德性与道问学，本就须两者兼备，至于先从心入手，还是先从事入手，只是角度的不同。
如果考虑到实际，他本人甚至更倾向于朱子的理学多些。
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两种学说没有高低，是可以拿出来打擂台的，这就足够了。
“正阳和董玄，以及整个大虞儒学，当今整体还是近似于理学的，但因这学说持续太久，与礼法和圣人言说绑的太坚固，太看重书本上的道理，不利于女帝称帝……所以，董玄这两年一直在尝试从圣贤学说中，找只言片语为女帝正名……”
“但董玄走的路线，依旧是理学那一套，便显得他在歪曲正学。便很难敌得过正阳……所以，唯有另辟蹊径，抛弃理学，立心学出来，才能跳出不利局面……”
“况且，若从心学的角度看待女帝登基，就可以抛掉书本上那些圣人言语，教条规矩，而是令人扪心自问，如此一来，就可以跳出当今众多读书人那套逻辑话术……”
“哪怕无法战而胜之，也没关系，只要有一套新的，能和礼法教条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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