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书记，具体姓名不记得了。
他非常自豪地说，这户人家建的是红砖屋，是我们村第一栋红砖屋。
的确，客家人的房子都是泥巴屋，红砖屋是当时最高等级的房屋，是有钱人的象征。
他带我参观了蝗虫事发地，并讲了许多虫灾故事。
我又采访了当地农技员，询问当地虫灾情况。
当然，我采访了乡党委书记肖书记。
他提供了许多当地政府抗虫防虫的经验介绍材料。
但我的兴趣点不在这里。
来之前，我已经跟《新周报》沟通好了，他们要我以《新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去采访，稿件写好后，我立刻传给了他们。
他们看后，表示马上用，但我心里又打起了小九九，我希望家乡的报纸也采用这篇稿子，于是，我又传给《株洲晚报》。
《株洲晚报》的编辑看后，表示发整版，并要我把银行卡号发给他，准备发稿费。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株洲晚报》没有发，原因是市宣传部审批没有通过。
其实，我很清楚，我的稿件只是单独地报道虫灾，没有报道当地政府抗虫救灾的事迹，这种稿件在市报肯定不能发。
当然，《新周报》发了，并且是以《新周报》特约记者名义发。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发了这一期的《新周报》，之后意外停刊，其中内情不宜公开，结果我成了中国史上最短命的特约记者。
还有一个客家人的事也值得说说。
我在亲戚家吃饭的时候，有人说起了一个人，他姓郭，以前伪造假币判刑，现在在搞工艺品。
我虽然搞新闻报道，但也写纪实稿。
当年纪实稿火遍大江南北，《知音》、《家庭》等杂志需要大量的纪实稿，并且是千字千元。
非常高了，一篇六千字的纪实稿就有六千元，而我当时的工资只有几百元，自然，我加入其中。
现在听到这个信息，我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姐夫尹观华的带领下，我采访了郭先生。
采访很顺利，他向我介绍了有关情况，回长沙后，我只用一天时间就写出了初稿。
我的目标是《知音》，结果不顺利，二审拍死，后来在《高墙内外》杂志发表了，但影响力太小，几乎没有水花。
我自然不甘心，又联系了《湖南广播电视报》，可惜它是一星期出一期，稿件已经排到二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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