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逐利，但若能使利而不伤义，便能利国利民。”
这是唐达常说的一句话。
得唐达鼎力支持，又有徐闻为依托的官方背景，四海商会开始迅速扩张。
按照徐闻的规划，唐达的有力执行，四海商会并非只做一两种生意，而是深入各行各业。
海贸、盐铁、酒坊、丝绸、瓷器、驿站、仓储、马匹运输、纸墨印刷、甚至水师船坞建造，都能看到四海商会的身影。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只是“大明商会”，而是一个真正“跨国”结构的联合体。
在朝廷强势的外交支撑下，四海商会在朝鲜、日本、安南、琉球、爪哇、吕宋、暹罗、印度洋各港口。
甚至阿拉伯商路上都设有分会，常驻使节与本地中介人员。
西方的葡萄牙人称其为“东方商界的帝国之眼”。
唐达出任总会长，操持着诺大的商会，几十年如一日。
也只有他这等精明的商人，能控制好这么一个大摊子，做大做强，越来越好。
四海商会其下分东南、中原、西南、漠北四大区域，每区下设若干分会。
京师分部最为核心，由周青掌舵，负责与朝廷及内阁的直接对接。
而四海商会最具传奇色彩的制度变革，便是“股东大会”的创设。
起初，商会收益归于核心成员与军方，但随着商会影响日增，徐闻提出设立“股东结构”，吸纳皇室、藩王及重臣入股，年终分红。
这一举措，既增强商会安全性，又保障皇族对其依赖与扶持。
其中，皇室持股四成，由内务府代管；
徐闻自持三成，唐家占一成；
藩王及勋贵亦各持若干；
每年冬至前后，商会在京召开股东大会，由唐达主持，诸股东代表共商财政计划、远洋路线、物资采购与政治协调。
当年朱棣北征漠北两次，皆为大军深入千里荒原，而非草草收兵。
彼时朝廷财政一度告急，粮草筹措更显困难。
正是四海商会调动沿海八大盐庄与漕运水道，于三十日内集齐五十万石粮米、万匹战马，分批送至居庸关外，确保大军如期推进。
此役之后，朱棣私下称徐闻为“后勤诸葛”，称四海商会为“帝国第二粮仓”。
也正是因此，商会获得朝廷极高容忍度，甚至有“不纳商税”的特权。
其内部设有自己的护商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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