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之犬”的羞辱角色。
这便是徐闻的高明之处。
他没有完全砸烂旧秩序，而是以朝廷体制兜住地方精英，将这群原本可能反复无常的藩主，收编成“帝国藩屏”。
当日午后，封爵诏令宣读，赏地、赐田、分工、设制，步步稳妥。
不到两个月，全日本的旧大名已九成入藩，皆递表誓效明廷。
所有藩主被削去实权，重新授以地方行政官衔，按等级编入文、武职官体系，仅保留象征性封号和部分俸禄。
同时，大量儒生、官吏、工匠、商贾自明土渡倭，建立书院、督学馆、明制工坊、钱庄、监营司，使各地行政、经济逐步与中土接轨。
徐闻深知文化同化胜于武力征服，于是设立“皇明书院”，在东都设三大学堂，教授汉文、四书五经、律令制度与农本理政之道。
日本原有的寺院学问所被改为“县学”，并入皇明教统。
令降将之子必入官学，学习明制，接受礼教训导。
大量日本少年开始改用汉名、着明服，甚至在东京街头以“孔子曰”作答。
京都贵族妇人以能读《大学》《礼记》为荣，日本社会上层渐染儒风，礼仪制度亦大为整肃。
为了根除反抗根源，徐闻迅速整编倭地兵制。
原幕府军被分拆编入明军体系，改制为“征东协军”，统一训练、统一指挥；
明军设立“都察司”督察地方武装动向；
禁止私设兵营、私养武士，凡持兵不报者，视为叛逆处死。
而面对顽固不降的残余势力，徐闻采取分区清剿、连坐压制与政治招抚并用之策。
最著名的是“关东余孽三年剿灭战”。
那些逃入深山或联合海盗骚扰海岸的旧幕府死忠，被分为十三股势力，活动于箱根、日光、越后、佐渡等地。
徐闻任命孙子徐昭为“东征使”，统领五万兵力，分批扫荡。
对顽抗者：焚寨灭营、斩首示众；
对动摇者：劝降纳编，封为佐将，令其子送往东京为质；
对归顺者：赏赐田土，允其归耕。
一年之内，残敌尽平。
远在北京，成化帝朱见深，收到越王府奏疏后的反应，亦是满意非常。
他对身边太监说：“相父之策，不在于取国，而在于守人，能得人心之地，方可为久远之业。”
随即下旨：“准越王府设‘东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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