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什麽，聊到什麽地步，就连正在筹备南逃的「鱼皮水饺」都探查不出。
但对於察哈尔有可能的背刺，却不得不防。
这一战略形势转变，自然迫使整个蓟辽的战略重心，不可避免地从宽阔的蓟辽全局上收缩。
察哈尔、哈喇沁、宁锦、辽渖这一带，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永昌元年这一战的筹备，在最恶劣的前提下，是以大明同时硬抗察哈尔与建州两方来准备的。
囤积物资，兴修堡垒，看似是以守待战，要与建州作过一场。
但本质也是未雨绸缪，提前在这处预防对方联合动手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永昌帝应下这个永昌元年开战的战略，看似大胆，但根底里其实还是受他谨小慎微的性格影响。
其二，便是皇帝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朝中各个派系的牵扯。
过去几个月在京中，有资格参与蓟辽战略讨论的都是些什麽人？
马世龙、袁崇焕、袁继咸、孙传庭、孙承宗，乃至洪承畴。
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以蒙古、辽左等地的军功政绩，来作为自己政治进步的踏板。
至於远在海外的东江，因为冬日渤海湾的漫长封冻，连入京参与博弈的资格都没有，被迫在这场权力盛宴中失去了声音。
纵然齐楚浙党（阉党）因为天启朝时与东江建立的旧日联系，试图发出过几声微弱的呼喊。
例如霍维华，就曾在公开讨论中提议，在辽东示范营的第一期中加入水营配置，以联通东江。
但这般试探，终究在皇帝对东江那晦暗不明的态度前，偃旗息鼓，不敢再继续开口下注。
至於蓝图中准备筹建的第四方势力—辽南新镇，在这种局面下，自然更是分不到半点残羹冷炙。
世人皆以为谋国如对弈，落子无悔。
却不知这庙堂之算，往往是权衡与妥协的畸胎。
众口交相逐利之下，再宏大的蓝图，也要受到人心的影响。
正是战略与权力这两座大山的挤压，导致蓟辽战略异化成了如今「重陆轻海」、「重西轻东」的局面。
而原本预设中，要调往辽南方向担任兵备道的毕自肃，也因此阴差阳错地迎来了他的新差遣。
在京中那位担任户部尚书的兄长毕自严的暗中发力下。
毕自肃从诸多候选人之中成功突围，拿到了「边关税务总局」的筹备大权。
这便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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