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比我们还敬业的。他们对政策掌握得很到位，找的问题也很准，这样，地方上为了息事宁人，才不得不出花钱买平安。但话又说回来，终究是我们在政策落实上做了变通，才授人以柄的。”
韩劲松一听，便有些激动：“李部长，你不能因为和记者是同行，就袒护他们。我承认，我们很多地方在上级政策落实上存在打折扣搞变通的现象。但这不能只怪基层，有些政策在制定时，真正调研基层的实际情况了吗？深入了解基层的财政现实状况了吗？倾听基层群众的真实想法了吗？就说征地这件事，近几年，开发区经济条件好些了，我们想实行一次性补偿，但群众的意见仍然不统一。有些子女少或子女在外上班家里没有承包地的，拥护一次性补偿，而有些子女多并且仍在务农务工的家庭，则依旧支持以租代征，长期补偿。这让我们怎么办？邻海镇政府也不好做工作。”
韩劲松又恨恨地说：“今天我真想把酒桌上的全过程偷偷录下来，给他报社领导寄过去，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王旭说：“千万不要图一时痛快。你这样倒是能把他搞倒，但却给我们邻海县闯了祸。一个无德记者张三倒下了，后续会有李四、王五、赵六站出来，更何况人家指出的毛病，我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家也不能算是无德。我们基层在经济发展初期，增长方式粗放，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打折扣、搞变通、搞突破、打擦边球的事情太多，随便一件事情，都会搞得你疲于应付，甚至焦头烂额。再说，他收的违法，你送的也脱不了干系。到最后事情压不下，还得各打五十大板，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李松连连点头说王局长说得对，如果当初我们循规蹈矩，畏首畏尾，不敢闯、不敢干，就不会在短时间内取得现在的发展成就。既然我们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就早晚会为这种发展模式付出应有的代价。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今天付出的封口费，也是我们在政策落实执行过程中因不遵规守纪而应交的罚款，或者说是在改革发展大课堂中应交的学费。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出来混，欠账总归是要还的。
这时，王旭的手机突然响了，他以为是老婆苏颖催他回家，但掏出手机一看，却是老家王家岭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建设。
电话接通后，那边传来王建设急切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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