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沧澜县第七中学。
上午第三节课，初二（三）班的政治课。
赵希同合上《政治经济学》课本，粉笔头在黑板上“价值规律”、“剩余价值”等几个关键词上重重敲了敲，发出沉闷的响声。
“这几个概念，选择题、简答题必考，回去背熟。理解不了没关系，把定义和特征给我一字不差地默写出来就行。”
台下响起一片窸窸窣窣的翻书声和划重点的沙沙声，夹杂着几声压抑的哈欠。
学生们眼神麻木，或低头疾书，或目光游离。
赵希同看着这一幕，心头涌起一股熟悉的、近乎麻木的悲哀。
课本上这些理论，他曾奉若圭臬，深信能解释世界，改变世界。
可如今，他站在这里，却只能告诉学生，不必懂，记住就好，考试有用。
多么讽刺。
他当年选择回县城当老师，多少还存了点启蒙思想、培养公民的念想。
可现实是，他最大的作用，就是帮这些孩子尽可能多考几分，走出这个小地方，至于他们脑子里真正装了什么，没人在意。
他自己呢？不也一样。
满腹的牢骚和所谓的“清醒”，除了在夜深人静时折磨自己，或者像昨天那样对着电话发泄一通，又能改变什么？
徒增笑耳。
下课铃像是赦免令，瞬间激活了死气沉沉的教室。
学生们如蒙大赦，收拾书包，嬉闹着涌出教室。
赵希同最后看了一眼黑板上那些苍白的概念，拿起课本和几乎空掉的茶杯，也跟着人流走了出去。
厕所在楼道尽头。
他解决完生理需求，正站在洗手池前拧开水龙头，冰冷的水冲刷着手上的粉笔灰。
一个微微发福、戴着黑框眼镜、穿着灰色夹克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站在他旁边的位置，也开始洗手。
男人动作有些慢吞吞的，脸上带着一种机关干部常见的、略显疲惫和琐碎的神情。
“这学校的厕所可真够呛。”
男人忽然开口，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抱怨。
“下水好像不太通畅。”
赵希同没搭腔，只是关掉水龙头，甩了甩手，准备离开。
“唉，跑了一上午，连口热水都没喝上。”
男人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巾擦手，目光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赵希同放在池边的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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