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自下乡后，尤其在离开前这年，我们给村里确实做了些“开天辟地”的好事，也因而不负省、市“学毛选先进集体”的殊荣，并也与队里干部和社员的关系，与其它知青点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冬、春“学大寨”的几个月里，由大队***副主任W挑头，我们组织起“青年突击队”，带领全队劳力，将村西的土壕挖修平整，用碌碡和电夯碾实砸硬，修成旱塬上罕见少有的大塘库——从此可早早就抽来高干渠水蓄起，再不用春夏浇地时抽签排队；随后又买了鱼苗放养，人老几辈都不知鱼是咋吃的社员们，逐渐也开始“开鱼荤”……再是由L出面交涉，办齐手续后，叫上D回城，找关系购得变压器等，从公社方向给村里拉来高压线，通上了电——村人自此告别了昏黄朦胧的煤油灯，并购得磨面机，再不必用架子车拉着麦子，跑数里乃至十数里以外的村镇上，花钱找别人加工……我没有W和L的气魄和能耐；但当了队里的“政治队长”后，须得尽心尽力，于是除了将芟麦、摞垛、扬场、吆犁、撒种、缛草、踅筛等农村“把式”才会的农活，尽可能学全学精而外，受驻队时老H的启发，还在不伤“社教红” 一派的前提下，把占队里劳力大半还多的地富和“四不清”家庭的子侄们，动员安排进W的“青年突击队”，结果不仅在修塘库时，这些娃出了大力，队里原先两派剑拔弩张的情势，也趋于平和，社员们都说：“学生当干部好，一碗水能端平！”
但毕竟在身心里铸就的，是城市生活的“基因”。所以，即便像这样“货真价实”地与社员和农村“打成了一片”，想不想和会否“扎根”，在大家的心里，却总还是在彷徨徘徊。Y不幸夭亡后，至少在我的心里，以前对许多事的想法乃至心理，都有了改变。比如，对此前又闹了些风波的D的“走后门”一事。
这年春节前我当上“政治队长”后，D过年回家，直到正月过完，才姗姗归来。听说她带了些礼物，分送给大队书记、主任、贫协**和我们小队的贫协组长。随后，L就找W和我商量，说D母亲任职的企业给了个名额，只要大队和小队放人，由他去帮着找公社盖章。
我一听就站起身说：“放不放人，你俩商量——D的事只当我啥都不知……”
W当即就骂L道：“你真是D她姨夫呀？这种事你不当面批她，还回来商量个鸟呀！”
L尴尬地说：“她也有具体情况嘛！在队里人嫌狗不爱的，再强留下去，谁都不好过的……”
W道：“谁没有具体情况？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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