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坐在学子席中，眉头紧锁。
他今日辩论的对手，是出身北方士族、以博闻强记著称的学子柳文渊。议题是“治国之基，在礼在法，还是在技在器？”
柳文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礼传》有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故治国之要，首重礼制教化，使民知廉耻，守本分。
至于工匠奇技，虽有小利，终是末流，若本末倒置，则国将不国。”
张朔待他言毕，站起身，虽略显青涩，但语气坚定：“柳兄所言，朔不敢全然苟同。礼法固不可废，然若无‘技’与‘器’，礼何以行？法何以依？
试问，若无坚实之路桥，陛下仁政如何通达州县？若无优良之农具，百姓饥寒交迫，又如何‘知廉耻’？
前朝大越，空谈礼法，而民生凋敝，岂非前车之鉴？父皇常言，‘实干兴邦’，我大明欲开太平盛世，岂能轻视这兴邦之‘实学’？”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学子：“格物之学，并非奇技淫巧。改良农具，可使亩产倍增；精研医药，可活人无数；究天文地理，可避灾祸。
此乃真正的‘利后嗣’。我认为，礼法为体，格物为用，二者当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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