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收拾工具，有人骑上自行车，有人爬上拖拉机，有人扛着锄头往家走。弗里茨发动收割机，突突突地开回仓库。赫尔曼和贝克尔走在最后面。
贝克尔问：“赫尔曼同志，您种了多少年地了？”
赫尔曼想了想。“三十多年。从小在地里滚。”
贝克尔问：“您觉得种地苦吗？”
赫尔曼沉默了一会儿。“苦。哪有不苦、不累的活呢？
但苦和苦不一样。从前苦，是没有盼头的苦。现在根本就说不上苦了。”
他指着那片收割完的土地。
“你看，这块地，今年收了八百斤麦子。明年，我想让它收九百斤。后年，一千斤。这就是奔头。”
他们走到村口，天已经暗了。
赫尔曼说：“今天累了吧？早点休息。”
贝克尔摇摇头。“不累。就是……有点饿。”
赫尔曼笑了。“那先去吃饭。食堂给你留着呢。”
贝克尔走到食堂门口，看见老妇人提着篮子走过来。
“小同志，今天累坏了吧？给你带了几个番茄，路上吃。”
她把几个红彤彤的番茄塞进贝克尔手里。贝克尔想说什么，但老妇人已经转身走了。
他站在食堂门口，看着手里的番茄。阳光照在上面，红得透亮。他咬了一口，甜滋滋的。
一九三二年九月，东普鲁士，边境某农业合作社。
埃里希·韦斯特曼站在村口，拎着一只棕色皮箱，望着眼前这片陌生的土地。
阳光很好，天空蓝得刺眼，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子已经收了，只剩齐膝的麦茬在风里晃。
空气里有泥土和干草的味道，还有一种让他感到莫名烦躁的宁静。
韦斯特曼今年三十八岁，写过三本小说，两本戏剧，若干散文。读者吹捧说他是“柏林文坛最锐利的笔”，说他的书“让人睡不着觉”。
韦斯特曼自己觉得，他是这个时代少数还清醒的人。
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藏着多少平庸和虚伪；清醒地看见那些欢呼雀跃的人群，不过是被口号驯服的羊群。
当然，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
他只写风景，写爱情，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三天前，作协的通知到了：下乡实践，为期一个月。地点自选，但必须去，必须住满，必须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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